世界杯落幕!三个“小插曲”却折射出欧洲社会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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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15日,在俄罗斯举行第21届足球世界杯迎来克罗地亚与法国两支球队争夺冠军的决赛。在有些球迷为法兰西加油助威的同时,也有人希望《克罗地亚狂想曲》(Croatian Rhapsody)的激昂旋律和宏伟气势能助力克罗地亚球队以不屈的顽强登上本次世界杯冠军的领奖台。最终高卢雄鸡击败格子军团赢下本届世界杯。

当法国、英国、比利时与克罗地亚四支欧洲球队包揽本届世界杯的四强,有调侃称本届世界杯又一次变身为“欧洲杯”之际,另一种“欧洲悲”却也颇值得关注。那就是,时至今日足球仍未远离政治,而欧洲的社会民粹化趋势与移民身份认同问题在本次世界杯期间再次凸显。

一、世界杯中的“欧洲悲”:足球仍未远离政治

国际足联(FIFA)一直坚持政治不干预足球,但本届世界杯再次表明,足球虽有魅力,但在政治与民族问题面前其实很渺小,难能回避政治色彩的浸染。

例如,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两支球队都参加了本届世界杯。不过,如今克罗地亚队已闯入世界杯决赛,塞尔维亚队已在小组赛中败北,而它们的母国南斯拉夫则早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分崩离析。或许,当球迷朋友们在听《克罗地亚狂想曲》时仍不免唏嘘慨叹。

前不久,上届世界杯卫冕冠军德国队在小组赛中即惨遭淘汰出局——这是德国队首次无缘世界杯16强,提前从世界杯赛场铩羽而归。这让外界大跌眼镜,甚至在很多人看来一直被寄予厚望的“德国军团”将从此走下神坛。但德国一些政治精英和媒体认为,德国队的这次“惨败”应该归咎于世界杯开赛前两名土耳其裔球员京多安和厄齐尔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合照事件,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德国队的士气、备战状态以及现场发挥。前不久,德国足协甚至要求这两位球员对此作出解释。

事实上,利用政治问题声讨京多安、厄齐尔等土裔球员不过是为德国在世界杯上“耻辱战败”寻找替罪羊。

另一具有强烈政治性的事件,是6月23日瑞士以2:1战胜塞尔维亚的比赛。瑞士队两名球员扎卡(阿尔巴尼亚后裔)和沙奇里(出生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后裔)进球后都做出了双头鹰的庆祝动作。然而,双头鹰是阿尔巴尼亚的国旗标志,沙奇里和扎卡这种的举动对于塞尔维亚球迷来说无异于挑衅。毕竟,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之间至今存在着恩怨纠葛。科索沃90%以上的人口为阿尔巴尼亚族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科索沃战争之后,他们始终要求实现科索沃的完全独立;最终科索沃于2008年2月17日宣布脱离塞尔维亚而独立。由此可见,该事件引发争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还有的欧洲政治精英则借此次世界杯“蹭热点”,通过支持本国球队为自己带来更多民意支持等的政优势。例如,6月13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建议和鼓励法国队要自信、保持团结并努力拼搏。马克龙曾直言“比赛就是为了赢”,并希望法国队能在世界杯上夺冠“把奖杯带回给我”。在一些人看来,如果法国队最终赢得此次世界杯冠军,马克龙将可以宣称其中有他的一份“功劳”,而法国重回冠军宝座也将成为实现他提出的“法国回归”的一大功绩。

1998年,法国队以3:0战胜巴西队赢得世界杯冠军,时任总统希拉克利用由此激发的法国人狂热情绪来为自己获取执政优势。当时的主力球员齐达内是出生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移民后裔,因此法国队象征着法国的文化多样性。在一定意义上,希拉克支持法国足球队就是对法国文化多样性的支持,由此获得了包括移民在内的法国民众对其执政的广泛支持。

然而,事实证明,政客利用民众狂热获取支持的策略可能带来危险的后果。2000年,法国足球队赢得欧洲杯冠军;不久,2002年极右翼国民阵线领导人老勒庞成为杀入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的“黑马”。显然,马克龙希望法国队赢得世界杯夺冠为其作为法国总统带来政治好处,但同时他也不应忘记20年前希拉克大玩“政治足球”把戏引发的政治风险。

上述欧洲国家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足球并未让政治走开,这或许算得上是世界杯期间显露的一种“欧洲悲”。

二、世界杯中的“欧洲悲”:社会民粹化趋势加剧

近年来,在欧洲民粹主义似有“星星之火,渐可燎原”之势。

首先,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思潮,标榜人民主权、反对贵族掌控政治,认为只有通过平民群众的直接行动才能最好地实现政治和社会目标,其实质是通过诉诸“人民”的方式反精英、反建制。2017年,法国的“国民阵线”再次闯入法国总统第二轮选举以及德国选择党首次成功进入德国联邦议会,可见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道行不浅”。因此,当前民粹主义政党对本国政坛乃至欧洲传统政治势力走向的影响已不容小觑。

其次,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策略。在欧洲一些国家,民粹政党及其领导人为获取执政机会、增强个人权力,纷纷以“爱国主义”为名宣扬自己的政治纲领与选举策略,怀疑和反对欧盟、欧元和欧洲一体化,强调本国利益优先。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尤其强调本土认同和种族认同,具有强烈的排外思想,反对无控制地接纳外来难民,反对欧盟难民配额方案,对本国的移民少数族裔提出更为严苛的、同化主义的要求。民粹政客打着这些旗号鼓动普通民众来反对精英及其追随者,由此民粹主义成为迎合“人民”、拉拢国内民意或“团结”其他党派的一种策略与工具。

再次,民粹主义还是一种社会运动。近年来,在欧洲勃兴的民粹主义大都具有相同或类似的一些特点,例如在社会动员方式上,主要通过体制外动员或群众动员等方式,宣传生态主义、鼓吹女权以及呼吁和平、反对战争,尤其是热衷于使用社交媒体倡导或发动民众反对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和外来移民的社会运动,而且这种社会运动已超越本国边界而带有跨国性。此外;民粹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极端性,使得民粹政党的政纲或民粹主义的社会运动具有明显的激进性特征,而且民粹主义日益具有政党与社会运动相裹挟交织的特征和趋势。

近年来,欧洲社会民粹化趋势日益加剧有多种因素。2015年来自中东北非的难民潮以及发生在法、德等国的恐怖袭击事件,无疑是迅速激化欧洲内部反移民、反伊斯兰等情绪的重要诱因。而欧债危机爆发后,由于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等问题欧洲中下层民众在福利、就业、安全等方面的获得感下降,排斥难民进入本国以及歧视移民难以融入社会的情绪则不断加剧。由于合照门事件加上德国在本次世界杯上提前出局的“惨败”,两位同是出生于德国的土耳其裔球员厄齐尔、京多安等遭到了德国政界与媒体类似“身在德营心在土”等非议与批评。这就是本次世界杯上“欧洲悲”的另一种表现,即欧洲社会的民粹化趋势日益加剧。

三、世界杯中的“欧洲悲”:移民身份认同仍将任重道远

在世界杯赛场,开场前裁判与两支球队的球员一起在反种族歧视招牌前合影,以此表示对国际足联反对种族歧视的支持。然而,欧洲移民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入这个“老大难”问题,在本次世界杯上成为“欧洲悲”的又一表现。

身份是一个人或某个群体在一定结构或体系中对自我的认识与界定,不但表达着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决定着其在价值或利益等方面的诉求与目标。在一体化进程中,欧洲人(实际上是欧盟各国公民)一直面临着“自我”身份建构的问题,即“我是谁”;这实际上也是在界定“我不是谁”以及“谁是他者”。

“欧盟公民”身份的产生是欧洲一体化发展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盟公民身份得以确认——即居住在欧盟任何成员国的公民同时都是欧盟公民。随着后来欧盟的连续东扩,在欧盟人员自由流动等政策框架下,中东欧国家民众不断向经济更为发达的西欧成员国迁移,这些欧盟内部的移民在社会融入等方面与东道国和本土民众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矛盾与冲突。2010年,法国强行遣返罗姆人成为当时引发欧盟不满以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事件。特别是2015年欧洲遭遇难民危机之际法国、德国等多国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使得欧洲国家如何在有效应对难民危机、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又能保护外来移民成功融入本国社会等方面碰到了令人头疼的难题。

时至今日,在世界杯等国际体育赛场,欧洲各国运动员在听到本国国歌的演奏时心中充满归属感、自豪感和荣誉感。因此,在欧洲人们尚未完全放弃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的思想,而本土人对已入籍新移民的身份认同仍然十分敏感、疑虑乃至警惕。特别是在一些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出现时,随着各种社交网络与媒体的炒作与传播,歧视、排斥甚至仇视穆斯林移民的所谓“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时有发酵,“自己”与“他者”的界限则更加明晰,移民身份及其融入问题常常成为民粹主义抵制、仇视甚或攻击的对象。事实上,欧洲本土人与穆斯林移民,以及穆斯林移民自身都日益面临“自己”与“他者”问题的区分与困扰。

退一步而言,欧洲穆斯林即使获得所在国的国籍成为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某国公民或欧洲人,但在文化与社会意义上仍与欧洲原居民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随着欧洲主流社会与本土民众对穆斯林移民及其后代的警惕感因恐袭等各种事件而不断强化,所谓的多元主义价值观日益遭到质疑。欧洲移民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入问题的解决仍将任重而道远,不仅考验着政治精英的智慧,还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包括思考和解答亨廷顿提出的“我们是谁”的问题。

(来源:海外网)